一位扶贫校长的最后50天

　　苟文权本来都没指望活过60岁。

　　他曾是重庆市奉节县太和土家族乡金子村的贫困户，一生凄苦、浑身病痛，每年冬天缩在四面漏风的破土房里，不晓得能不能撑到来年。

　　亏得有精准扶贫，隔壁太和村的小学校长张涌涛就是苟家的帮扶负责人。在他的帮助下，苟文权一家搬进了有暖炉的新房。没过多久，那间老房在一场雨中轰然倒塌。

　　看过太多天灾人祸，苟文权对生死已经有些麻木。但2019年12月3日，当张涌涛去世的噩耗传来，卧病在床的苟文权崩溃了。他一把掀开被子，着急下地去找张涌涛，却实在虚弱，怎么也动不了。急得没办法，他把脸埋在双手里嚎啕大哭。

　　张涌涛是小学校长，也是扶贫干部。他常年坚持住校，守护着深山里的一方校园，休息时间则献给扶贫事业。在去世前的最后时光，他隐瞒病情、继续工作，直到生命尽头。

　　这样一位坚守山村的基层校长、一位把百姓放在心尖的普通党员，终其一生以平凡示人。在出事之前，家人、同事没觉得他有多“伟大”，说他就是一个身边的“平常人”，一个认死理不听劝的“山里人”，一个外表木讷内心滚烫的“传统中国男人”，一个不跟组织讲条件凡事自己扛的“上一辈人”。

　　“顺便”体检，生命竟已进入倒计时

　　是肝硬化夺走了张涌涛47岁的生命。

　　他一米七出头，体型墩实、爱打篮球，人人都说他平时身体素质挺好。

　　不过，张涌涛的大哥张波涛，14年前因为同样的病，不到37岁就走了。大哥生前也是太和的老师，明知自己已经晚期了还坚持上课，病发时倒在讲台上，被学生抬出教室。

　　共事了16年的学校教导主任唐琪栋觉得，张涌涛并不是无视健康的人。有家人的先例在，他其实很“养生”——不抽烟不喝酒，作息规律，招呼别人打球时还总说：“为了各家老婆孩子，好好锻炼身体哈！”

　　学校没有统一体检，每年是让老师自行体检后凭票报销。但副校长赵维孟说，张涌涛和自己都没弄这些，“我们大山里的人迂腐，总觉得好好的没必要”。

　　今年暑假开始，张涌涛时不时觉得腹痛；10月初，他悄悄跟唐琪栋说：上回打球一屁股摔地上，那块淤青一直没散。

　　“那咋办，去医院看看？”

　　“没得事，不要紧。”这是张涌涛的口头禅。

　　爱人谭蓉太清楚张涌涛的脾气了，从不因私请假，想让他去100公里外的奉节县城或者170公里外的万州市区体检，难。

　　劝、骂是没有用的。谭蓉思来想去，只好设“局”，请公公假装不舒服，让张涌涛带他去城里体检，自己“顺便”检查一下。

　　一查，肝功指标不对，医生当场让住院。

　　从10月14日这天起，张涌涛原本生龙活虎的生命陡然进入倒计时50天。

　　张涌涛没听劝，说下午还要到县教委开会呢。开完会，他回学校照常上班。

　　仅仅过了两天，凌晨3点左右，谭蓉接到张涌涛电话，就听到一句：“实在遭不住了。”赶紧送去医院，初步诊断为肝硬化，晚期。

　　肝硬化早期表现隐匿、不易察觉，晚期则有腹水、黄疸、昏迷等症状及严重的并发症。医生当时说，如果做肝移植，存活率在一半左右。

　　张涌涛老老实实住了20多天院。从没离开过这么久，他在学校微信群里谎称“出去学习一段时间”，跟赵维孟说“没得事，内部感染，过两天就回来，你们把学校的事搞好”。对县教委、乡领导和金子村那边，则只字未提。

　　赵维孟几次想去看他，张涌涛都说“不准来”；多问几句，他就挂电话：“不说了！”

　　他以为自己能“瞒天过海”，毕竟大哥当年查出来晚期后，还撑了将近5年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大家不知情，工作电话和信息一天都没断过。他还像往常一样，处理着一件件繁琐的工作，比如跟县上争取，把一线老师的评优名额从理论上的2.7个落实成3个。

　　到了11月8号，张涌涛开始嚷嚷着要出院，下周要值行政周，脱贫攻坚也要搞“回头看”。

　　那时医院也确实没有适合的肝脏配型，谭蓉含泪答应了。她知道张涌涛爱逞强，必须让他明白事情的严重性，因此央求本打算“不要刺激病人”的主治医生跟他本人明说：“你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，不能工作，卧床休息！”

　　结果，周一早上不到7：40，张涌涛还是出现在学校。

　　生命倒计时22天。

　　勉强值完周，金子村接到市级脱贫攻坚成效考核通知。11月18号一早，张涌涛到金子村填完扶贫手册，又顶着严寒看望了他的帮扶对象。

　　这是他最后一次去苟文权家。以前，他几乎每周都会上门一趟，村里修路半个月来不成那段时间，他给老苟打了3次电话，又是问候，又是抱歉。

　　他没让人看出异样。苟文权的老伴只记得张校长说了句，“看到你们现在这样我心里就好过了”。

　　当晚，张涌涛严重腹泻，一晚上跑了十七八趟公厕。

　　挺到第二天放学，他才请假离校，再次住院。情况急转直下，昏迷、转院、急救，医生说他肝硬化恶化导致全身病毒感染，此时做肝移植存活率只剩1%。

　　生命倒计时13天。

　　即便这样，张涌涛依然放不下工作。11月22号，他连发六七条信息跟唐琪栋交代学校光纤费、功能室的细节；26号，他在扶贫工作群里说“实在忙不过”，请村上派人帮忙好好完善贫困户刘宗文的档案；28号，辞世6天前，他还在请人帮忙处理政务平台OA系统里几个贫困户的事情。

　　但他已经知道自己不行了。11月24号，他仰在病床上，顶着因肝腹水高高隆起的腹部，用颤抖的双手，一个字、一个字打出了两条长长的辞职信息，一条发给县教委主任陈绪安，一条发给金子村对接扶贫工作的罗月英。

　　生病以来，身体饱受折磨，但张涌涛一直表现很平静。发完这两条信息，他第一次绷不住了，和谭蓉抱头痛哭。

　　12月2号，医院宣布无法救治；3号，张涌涛与世长辞。从发现病情到走，相隔仅仅50天。

　　既当大家长又当管家婆，他是村校的“定海神针”

　　张涌涛是土生土长的太和乡人，履历很简单：县城师范学校毕业回乡，在两个村校间来回调动，不到30岁就开始当校长。

　　“本分、踏实。”张涌涛20多年的老领导、片区教管中心主任向光荣这样评价他。

　　县教委扶贫办主任刘萍长期和张涌涛对接工作，但私下零交流：“每次开完会就走，来一趟那么远，他从来也不到科室串串门、找领导汇报工作，从不诉苦、更不讲条件。”

　　学校老师对他的第一印象则格外一致：完全不笑，说话像吼，一看就不好亲近。

　　但接触久了大家才发现，张涌涛敬业、负责，事必躬亲、很关心人——

　　家离学校不到半小时车程，明明可以每天回去，但他常年住校，“看着学生”；

　　县里要求校长每学期推门听课20节以上，他听120节到140节，每学期留下厚厚5本听课笔记；

　　他把大部分的材料工作包揽下来，在办公室里堆成小山，别人叫他把任务分配下去，他说，一线老师已经够辛苦了，我能做的就多做点；

　　他亲自管理学校所有功能室和图书室，没事就去看看设备、添添耗材，图书管理系统里全校师生的信息，也是他一人录入的；

　　他办公室常备工具箱，经常和后勤一起劳动，哪里灯泡坏了就换一个，哪里门不好用了就修一修……

　　除了日常教学管理工作，张涌涛还承担着教育扶贫等艰巨任务。

　　2018年秋天开始，奉节县实行“网格化”家访，全县教师利用休息时间，照着户籍信息挨家挨户调查入学情况，以进一步控辍保学。太和小学17名教师参与，负责583名学生的情况。

　　“最难的是联系。”向光荣说，“有些人在外地，有些人留的电话是假的，还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骚扰，态度不好，但我们全部攻克下来了。”

　　排查出几个适龄儿童无法正常上学，张涌涛就组织老师进行“一人一案”的送教关怀，还曾驱车7个多小时去给住在外地的脑瘫儿童李浩呈送教上门。

　　虽然智力有些障碍、表达也很困难，但李浩呈对张涌涛喜欢得不得了，其实他的送教负责人是一年级班主任、年轻女教师牟艳莉，但每次视频送教时他都不依不饶：“校长呢？我要看校长！”

　　一开始安排李浩呈挂靠到自己班上，牟艳莉就有点意见，“又不是6岁的娃娃，干吗安排到一年级来”。送教上门那次，牟艳莉觉得实在太远，问“可不可以不去”，张涌涛半开玩笑说“你觉得不去合适不呢”，还是把她劝上了车。

　　这几年，学校进了好几个90后，年轻老师给村校带来了活力，也带来了和上一辈截然不同的风格。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注重自我、善于表达，不想干的活能直接跟领导开玩笑说“不干行不行”。

　　张涌涛显然属于“上一辈人”，内敛、隐忍，不懂诉苦抱怨，凡事自己扛。在同样属于“上一辈人”的向光荣看来，这很平常，“人不都这样吗？”

　　但他这回扛不住了。强行出院回学校值周那段时间，大家明显感觉“不对劲”。

　　以往声如洪钟的他说话有气无力，经常定定地站在窗口望着教学楼；吃饭端不稳碗，只能用嘴巴凑上去找桌上的碗，左手换右手，半天吃不进几口；山里冷，老师们自己搞了一个炭火炉子的“烤火室”，以前他基本不去，那个星期却经常一个人端杯茶坐在里面。

　　赵维孟“有意识地”去陪他。不管怎么问，张涌涛都是那句，“没得事”。

　　没得事？他连签个字都得用左手托着右手。

　　第二次住院前的最后一天——11月19号放学后，等人走空了，张涌涛举着手机在校园里拍照，东拍一张、西拍一张，最后走到校门口，站了一会儿，又拍一张。后勤人员王治平觉得奇怪，问他干啥呢，他轻声说“没事，拍着玩”。

　　那是张涌涛留在校园的最后一个画面。

　　老师们已经太习惯有校长在的校园，习惯他总是办公室里扯着嗓子喊人过来一趟，习惯他“像严厉的父亲一样”批评工作不踏实的老师，习惯他每天凑到食堂窗口看今天给学生吃啥，习惯听他晚上10点多从办公室回寝、边上楼梯边哼歌，习惯有困难找他帮忙、有脾气找他“撒娇”……

　　突然没了校长，吴联燕觉得“每天都找不到方向”。

　　再穷的人他都瞧得起，扶贫干部比亲人还亲

　　同事眼里“不好亲近”的校长，在贫困户面前，却是另一个模样。

　　“每次一下车就喊‘哥！大姐！’人还离得老远就伸手出来握我的手，他才不管你的手脏不脏！”苟文权耳背，说话特别响，“我们不是一个村的人，以前根本认不到，他对我们楞个好哟！”

　　2016年，太和小学全体行政班子作为扶贫干部来到金子村，张涌涛分到相对困难的5户、其他人各3户。

　　第一次去苟文权家，看到两位老人住在危房里，张涌涛闷了半天才说话：“我心里不好过，这个房子住不得啊。”

　　苟文权15岁父母双亡，头一个婆娘死得早，找了个一样命苦的寡妇又结了婚。好不容易养大一儿一女，女婿又出意外没了，留下那时才一两岁的外孙……听着老两口平静地讲述身世，张涌涛抹了好几把眼泪，临走时说，“以后就让我来照顾你们”。

　　很快，在张涌涛的帮助下，苟家按5口人申请，获得了6万块钱补助，在山脚下平坦开阔处，拥有了一套钢混结构的新房。

　　2018年冬天迎检，扶贫工作组人人连轴转，不仅不休周末，经常早上6点就要开会。张涌涛一向准时，还经常跟易礼敬说，有事随时打电话。

　　学校大队辅导员金燕是行政班子里唯一的女性，自己没有车。张涌涛每次开车带她入户，往往是两人一起走完她的贫困户，张涌涛再走自己的。

　　入户工作很琐碎，时长也很难把控，但张涌涛是出了名的“耐得烦”。有一家人对乡政府有些不满，只愿意跟张涌涛说话，一说就是一两个小时。

　　有一回金燕等得心烦，嘟囔了一句“咋楞个啰唆哟”，张涌涛告诉她：“人家愿意跟我们倾诉是好事，不听他说咋晓得怎么帮他呢？”

　　张涌涛的帮扶对象都很依赖他，有一家人随时想起点啥就要问清楚，凌晨也直接打电话。直到病危期间，不管多晚，电话一响，他就从病床上伸出手，马上接起来。

　　谭蓉心疼，几次想把手机收走，但看他生气，又赶紧依了他。

　　他们的儿子今年刚上大一，那段时间在医院陪护，见到父亲放不下贫困户的样子，他一点也不意外。

　　暑假里，原本承诺带他出去旅游的父亲，最后安排的“旅程”是走访贫困户。

　　那天父子俩一起走了3户，一路上张涌涛跟儿子讲，以后无论做什么，千万不可忘本，要有家乡情怀，多做好事善事。

　　国务院扶贫办近日透露，预计2019年减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，340个左右的贫困县脱贫摘帽，苟文权家和奉节县就在其中。而截至2019年6月底，全国已有770多名干部牺牲在了扶贫战场上，张涌涛是又一个。

　　苟文权和老伴都没什么文化，很多大政方针听不懂、记不住，只知道自己属于“五个一批”中“易地搬迁脱贫”的那一批。也许对于他们来说，党和政府的形象就是一个个具体的扶贫干部，“张涌涛们”走进他们的家，不厌其烦地听他们诉苦，尽心竭力地帮他们脱贫，“比亲人还要亲”。

　　这些年，太和小学的生源一直处于流失状态。地处偏远高寒山区，又在3个大镇的夹缝中生存，太和乡党委书记毛荣浩理解张涌涛的“治校之难”。

　　有条件的都把孩子送到周边大镇去了，2019年疏散掉最后一批初中生，学校从“太和乡九年一贯制学校”降格成“太和小学”。“这是大环境，他一个校长改变不了”。

　　但留下的孩子也得好好教。这学期，全校只有26个住校生，晚自习连一个教室都坐不满，但张涌涛依然坚持住校、盯晚自习、查寝的习惯。

　　作为校长，他像“定海神针”一样，19年一动不动，守着山间校园。

　　有人或许会问，一个连年萎缩的乡村学校的校长，能忙到哪儿去？

　　如果你去太和，乡亲们的新房会告诉你，同事们的眼泪会告诉你，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会告诉你，扶贫校长张涌涛的时间去了哪里。

　　太和小学办公区的走廊上放着一架钢琴，早上上课前或者下午放学后到这里弹会儿琴，也许是张涌涛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。那本旧曲谱已经翻得稀烂了，但他还是弹得“憨有劲”。

　　每次加班的时候听到琴声，金燕都觉得是种享受。她说自己想学，让校长录点视频发给她，催了好多次，张涌涛才发了两段，弹唱的是他喜欢的老歌《踏着夕阳归去》和《涛声依旧》。

　　视频里，张涌涛还是健康的模样，依然“完全不笑”，但唱得很是投入，那歌词唱的是：

　　我仿佛是一叶疲惫的归帆

　　摇摇晃晃划向你高张的臂弯

　　苍穹有急切的呼唤在回响

　　亲亲别后是否仍无恙……（本报记者 唐琪）